遵义红色教育：写于遵义会议之后的三首诗歌
时间:2017-05-05 23:54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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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历程中具有历史转折的伟大意义。遵义会议之后，三名长征的亲历者郭化若、欧阳文、伍修权不约而同地分别写下一首关于遵义会议的诗歌，从不同角度抒发和表达了对会议前错误路线的反思和谴责、对会议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反映了广大红军将士的心声。
郭化若：“千钧重担一丝悬”，“单纯防御责谁肩”
郭化若，1929年参加红四军后，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1932年7月，在毛泽东受到排挤的情况下，郭化若也被解除一切领导职务，调到红军军事学校任教员，并被以“托派嫌疑”的莫须有罪名开除党籍。1934年10月长征开始，红军大学和其他几所学校组成干部团，由于团长陈赓的信任，郭化若在团部做参谋工作。每当别的同志宿营休息时，他都要忙着号房子、写报告、找向导，调查第二天的行军路线，工作量大大超过常人。长征出发时，因为被开除党籍，连发放服装都被落下了。郭化若后来回忆说，当时他连一双布鞋都没有，请人做了一双麻草鞋，脚后跟又正患溃疡，走第一天就磨破了，化脓、流血水，每迈一步都疼得钻心。“有人说‘长征全靠两条腿’，我的腿也靠不了，只能是‘长征全靠一片心’。”就这样，他咬牙坚持到达遵义。郭化若在遵义城的天主教堂听到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后，感慨万端，提笔写下一首七绝《遵义会后》：
千钧重担一丝悬，有术回天事亦艰。
十日长征停遵义，单纯防御责谁肩？
作为一名受到“左”倾错误路线迫害的干部，郭化若在听取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后，心中的百感交集、五味杂陈可想而知。在这首七绝中，既有对未来的憧憬，又有为党中央和毛泽东“千钧重担一丝悬”重压的担忧，还饱含忧虑地指出“有术回天事亦艰”。为什么会造成这种被动局面呢？郭化若难掩愤懑之情，厉声责问“单纯防御责谁肩？”振聋发聩，令人深思。
欧阳文：“遵义会议挽艰危”，“军威浩荡震蒋魁”
欧阳文，长征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十二团团部文书。作为一名前线基层干部，直接面对的是长征艰难跋涉、惊心动魄的场面。他后来感慨地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有时天上还有飞机，敌情相当严重。……我所在的红四师同敌人浴血奋战七昼夜，一天之内就牺牲了两位团长。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都是幸存者啊！”遵义会议前，广大红军将士一面奋勇杀敌，一面对未来心存疑虑。欧阳文所在团团长谢嵩在湘江战役后急得直跺脚：“从来没有打过这么窝囊的仗，天知道还要往哪里走？”当遵义会议精神传达到部队，全军欢欣鼓舞。1935年1月至3月的战斗间隙，欧阳文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兴奋地挥笔写道：
遵义会议挽艰危，全军将士喜上眉。
重占遵义施巧计，再夺娄山显神威。
四渡赤水歼顽敌，三路白军化烟灰。
夜过乌江迫贵市，军威浩荡震蒋魁。
这首诗是欧阳文所写《长征》组诗（共六首）中的第二首，真实地反映了遵义会议后广大红军将士的切身感受，为人们展开了一幅幅红军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正确指挥下，再夺娄山关、奇袭遵义城、四渡赤水、夜过乌江等宏伟壮观场景的战争画卷。后来，欧阳文曾激动地回忆道：“长征是一段不朽的岁月，是一部英雄的史诗。我有幸经历了这亘古未有的长征，经受了人间最艰苦的考验，生命得到了最大的锻冶和升华。”这首诗歌，就是这举世无双的浩瀚史诗中的一朵浪花，也是他亲身经历“遵义会议挽艰危”后红军“军威浩荡震蒋魁”的真实写照。
伍修权：“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
伍修权，1933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作翻译，并列席了遵义会议，这是他革命生涯中的重要一页。关于遵义会议，伍修权回忆：“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完全是个处在被告席上的受审者。”会议期间，伍修权始终陪伴着李德，将会上的发言一一翻译给他听，再将李德苍白无力的辩解翻译给大家。不能与李德直接交流，大家对李德的怨气间接地传递到伍修权身上，这使得他有些尴尬。加上李德因为挨批评心情烦躁，连续猛烈地抽烟，使得从不抽烟的伍修权又挨熏又挨呛，躲都躲不开，真正成了遵义会议上“最紧张和最辛苦的人”。尽管如此，作为李德的翻译，他跟随李德出席了各种重要会议，对于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和广大红军指战员的不满，比任何人都有着更为直观和切身的感受。在遵义会议这一事关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转折关头，他“口在曹营心在汉”，鲜明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写于1935年春的《历史转折》一诗，就表达了他当时这种激动的心情：
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娄山关前鏖战急，遵义城头赤帜竖。
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
这首诗，生动鲜明地传达出一名长征亲历者对遵义会议前后这段艰难曲折、转危为安的革命历程的深刻体会和认识。整首诗以写实述史的手法，前四句表现了红军在博古、李德指挥下遭受的巨大损失和陷入的困境，后四句描绘了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中国革命出现的崭新变化。诗的一、二句写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全面失利，被迫长征；三、四句写红军在长征初期的惨败和忧虑，“血如注”三字，揭示了红军在湘江战役中付出的惨痛代价，“奔何处”表达了红军指战员面对革命遭受重大挫折时的迷茫和沉郁；五、六句写遵义会议召开的环境条件；最后两句则写遵义会议后上下齐心，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领导和指挥下，扭转革命危局，从此走上充满希望的新路。
以上三首在遵义会议之后写下的诗歌，由于作者不同的革命经历，诗中所表达的对遵义会议的感受和评价各有侧重。郭化若表达了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广大红军将士旗帜鲜明地支持遵义会议，坚定不移地反对“左”倾错误路线的立场：欧阳文深刻地认识到遵义会议“挽艰危”的重大历史作用；伍修权则侧重于对革命前途命运的把握。这三首诗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反映了当时广大红军将士对遵义会议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表达了他们在千难万险的长征途中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 张小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