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岭秀，旭日升。百鸟啼，报新春。遵义会议放光辉，全党全军齐欢庆，万众欢呼毛主席，马列路线指航程……”一曲《遵义会议放光辉》，展现了红军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第二个春天的到来。
循着歌声走进遵义会议会址，沿着木质楼梯拾级而上，86年前那场至关重要的会议渐渐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27平方米的会议室依然维持原貌，长方形的会议桌被椅子围在中央，当年会场的铿锵辩论，仿佛穿越历史而来。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长征初期严重受挫。在中国革命的生死关头和中共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已基本形成共识的情况下，通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左”倾错误对党和红军的领导的时机及条件基本成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决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确定红军今后的任务和战略方向。
据《红军长征史》记载：“遵义会议一共开了三天，气氛紧张激烈，发言的声音很高，每天总是开到半夜才休会。”随着会议议程的不断深入，在这个靠火盆取暖、用煤油灯照明的房间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命运开始转变。
三天里，阐述、争辩、批评、自我批评，一场“真理之辩”是非分明；三天里，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三天里，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重大决议——遵义会议决议（张闻天同志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形成。
1月17日，由于军情紧迫，遵义会议结束。会议根据当时所处的战争环境，集中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获得了新的生命。”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中如是记述。
根据遵义会议决定，还有常委分工、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调整党中央军事领导三个任务尚待解决。随后，中央红军继续在转移、求生存的行军途中再举行会议来完成这些任务。
遵义会议把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扎西会议完成常委分工；苟坝会议组建新的“三人团”。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毛泽东同志进入三人军事小组，标志着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取得决定性胜利。从此，中革军委的战略指挥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
长征途中，党中央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是我们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最重要的保证。
